谢丽梅　斯钦布和

呼和浩特是一座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为多数，满、回等36个民族共同聚居的城市。呼和浩特总人口约253万，其中少数民族人口约27万，汉族人口占总人口数的90％。这样的比例数并非古已有之，而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作者将对呼和浩特地区主体民族的渊源进行考证，本文试对明清时期呼和浩特的汉族移民作初步的介绍。
　　呼和浩特北依阴山，南濒黄河，自古以来便是少数民族活动的主要场所。早在春秋以前，这里曾居住着以游牧为生的戎狄族。战国时期，阴山南北成为林胡活动地区。秦汉时期，匈奴族在这里辉煌一时。唐代，这里是突厥族活动的地方。北宋时，这里又为辽所统治。直到明初，蒙古族在这里建造了一大片房屋。公元十六世纪，蒙古封建主阿勒坦汗率土默特部驻牧呼和浩特地区。至此，汉族才逐渐有规模地进入呼和浩特地区。
　　汉族人第一次大规模迁入呼和浩特地区发生在阿勒坦汗统治时期。阿勒坦汗当政时期重视发展农业以及明朝内患是导致这次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阿勒坦(1507—1582年),史书称“俺答”,是蒙古历史上有重要影响和权威的一个可汗。从16世纪中叶至末叶,他统领十二土默特部,即呼和浩特一带,在自己的领地内发展农业、手工业,兴建城市,促进了蒙古地区经济的发展。自从元朝政权被推翻以后,蒙古后裔退居大漠南北。在经济上,以游牧畜牧业为主的蒙古地区,“人不耕织,地无他产,锅釜衣缯之具”1,均仰仗中原农业地区。嘉靖二十年(1541年),“俺答亦不幸大扎,人畜死者什二三。”21547年因疾疫死者“亦复过半”3,1551年又是“畜产死,人民疫病”4。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土默特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嘉靖二十五年,阿勒坦汗在经过多年的探索以后,开始走发展农业的道路来解决越来越严重的经济问题。据《万历武功录》卷7《俺答列传上》记载:“是年四月,俺答阿不孩及兀慎娘子建砖塔城,用牛二犋,耕城约五六顷,所种皆谷黍薯秫糜子……”这说明,

阿勒坦汗已决定在其领地大力发展农业。农业的发展主要是依靠蒙汉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实现的。早在16世纪初,北方汉族人民就已经流

入土默特地区，他们“开云内、丰州地万顷。连村数百”5。嘉靖年间,明朝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人民不堪忍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或发生哗变,或揭竿而起(白莲教起义),反对暴政。种种原因,造成大批汉族人民过长城,纷纷逃往土默特地区。后来，白莲教首领丘富投奔土默特部，阿勒坦汗采纳丘富的建议，“悬书穹庐外”，招纳边内汉人。阿勒坦汗对迁来的汉人不仅不虐待,反而赐给帐幕、牛羊和牲畜,奖励他们努力耕耘,从事农业生产,并颁布保护农业的措施,禁止盗窃田禾。如史籍所载:“初,大同之变,诸叛卒多亡出塞,北走俺答诸部。俺答择其黠桀者,多与牛羊帐幕。”6 “先是,吕老祖与其党李自馨、刘四等归俺答。而赵全又率渫恶民、赵宗三……等二十八人,悉往从之。互相延引,党众到数千,虏割板升地家焉。自是之后,亡命者窟板升,开云田丰州地万顷,连村数百。驱华人,耕田输粟,反资虏用。”7另外,阿勒坦汗还采取不杀俘虏的政策,又召集逃亡者兴农业,所以有许多汉族农民为了摆脱明廷的差役和地主阶级的重重压榨,往往自愿出塞逃命为生。史料记载:“尝密闻外间人言,……向特怕虏杀我耳。闻虏筑板升以居我,推衣食以养我,岁种地,不过粟一囊草数束,别无差役以忧我,而又旧时岁去人口,有亲戚朋友以看顾我,我与其死于饥饿,作枵腹鬼,死于兵刃,作断头鬼,而无宁随虏去,犹可得活命也。”8于是迁入呼和浩特一带的汉人越来越多起来。到明朝万历初年,居住在土默特的汉族人民已达十万余人,绝大部分从事农业生产。这是汉族人第一次大规模的迁入呼和浩特地区。
　　汉族人另一次大规模的迁入发生在清朝康乾年间。清朝统一全国后,社会秩序安定,富庶的呼和浩特平原又吸引了没有土地的山西、陕西等地汉人。这时汉族移民主要通过三种途径：一是清政府用“征用”、“效纳”等手段划拨占用的土地,由朝廷招徕汉民耕种,按亩征收地租。如,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为解决军粮问题,

在大小黑河流域招民开垦,浑津、黑河开垦土地281顷多9。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政府曾计划在归化城土默特开放土地4万顷。绥远城建成后,急需就地解决军粮,于是将以上计划付诸实施,从乾隆二年开始至乾隆五十四年(1737

—1789年),在归化、萨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等处垦地20105顷10。这些土地由清政府向山西等地广泛招民开垦。二是在家乡没有土地,或只有少量的土地,但很贫穷,于是为了获得自己的耕地,为了逃避繁重的赋役,寻找一片乐土,背井离乡,成群结伙蜂涌向归化城一带“觅食求生”。他们在数量上和开发区域上远远超过前者。面对这种事实,清政府欲禁难阻,于是废除其封禁政策,允许汉民到归化城一带垦种。乾隆十一年(1746年),清政府遣往归化城等处巡视的郎中伍宁上奏折称:“上年口内歉收,贫民就食归化,无力回籍,”11 清要求对出塞谋生的流民,可照成例,效法“恩准”。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清政府议准:“口外牧场地方本属辽阔,近年来王公大臣等牧放牲畜渐稀,而流寓小民在该地方居住者渐聚成村落,……是虽定有严禁之名,实无严禁之实,不若准其耕种,作为有收之土,照例升科。”由于清政府对蒙地弛禁放荒,又由于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地租偏低,地旷人稀,也因为地域接邻的关系,很多贫苦的山西百姓扶老携幼前往该处耕种,甚至“竟将全家搬出口外”。雍正初,仅大同等府百姓“散居土默特各村落”者,“已不下二千家”,而“归化城外尚有五百余村,更不知有几千家矣”。乾隆七年(1742年),有人经过其地,见归化城郊“开垦无复隙土,大成村落” 12。城内更是人烟凑集。出城西行至黄河河套的土默特左、右二旗地,“迷漫千里,悉皆腴壤,人居颇广”。向北到大青山脚下,皆有“山西人携家开垦”的田地。它们“散布山谷间,山土饶沃”据乾隆八年(1742年)统计,归化城土默特共有土地75048顷,已垦土地60780顷,牧场仅剩14268顷,仅约占总数的1/ 513。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在原来田畴不兴的大青山以北地区,已发现民人300余户14。到乾隆六十年共开垦大青山后牧地4230顷。嘉庆七年(1802

年)又开垦大青山后四旗空闲地766余顷15。道光时,这里荒原已变成熟田,人口凑集、村庄渐多。为了管理越来越多的迁居汉民,清政府先后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设置了归化城厅、托克托厅、和林格尔厅、萨拉齐厅和清水河厅。到19世纪初统计,上述五厅加上绥远城厅六厅共有汉族人口120776人15。三是清朝原驻防绥远城的八旗汉军被迫出旗转为民人。乾隆四年

（1739年）绥远城建筑完工，从漠北而来的已成汉军的原2000京师家选兵及热河汉军1000人率先进驻绥远城。乾隆六年（1741年）在其旗丁内扩兵400人。所以绥远城驻防旗兵在乾隆六年即有3400名汉军17。从清军入关到乾隆初年的近百年时间，汉军旗人与满、蒙旗人一样，享受着清廷给予的种种特殊待遇，其地位高于一般民人。由于八旗人口此时已增加了十数倍，使对固定的食饷份额显得日益紧缺，解决八旗生计问题已成为清廷的头等大事。乾隆帝为了满洲旗人的长远利益，决定以八旗汉军为牺牲，以缓和八旗生计问题。于是清廷强令部分汉军出旗，大批汉军或散为民人，或转入绿营18。
　　明清时期的汉族人两次大规模的迁入呼和浩特地区，使这一地区蒙汉得到充分融合。伴随着汉族人的大量迁入，先进的生产技术也传入呼和浩特地区，促进了土默特地区经济的繁荣,走在了当时蒙古族文明的前列,为后来呼和浩特发展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